当地时间12月2日凌晨3时，“全球塑料条约”第五次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会议（INC-5）在韩国釜山落下帷幕。此次谈判未能如期达成关于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中塑料污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各方在资金支持、技术援助和技术转让等关键议题上仍然难以达成共识。大会最终决定休会，明年择期召开续会（INC 5.2）。
　　INC-5谈判中各方争论的焦点有哪些？在宏大的减塑愿景之下，个体行动者又有哪些实践？这些实践的落地存在哪些问题？从国际合作到具体实践，如何形成治理塑料污染的资金模式？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就上述问题访问了亲历INC-5的环保机构专业者、深圳零废弃理事长毛达，以及两位居住在上海的减塑倡议者和实践者。
　　焦灼的塑料公约谈判，资金机制成为一大分歧
　　截至本轮谈判结束，“全球塑料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会议已举行五轮，前后历时两年。但五次谈判未能实现达成“全球限塑令”的承诺。
　　202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5.2 通过一项历史性决议，旨在2024 年前结束塑料污染，并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涉及塑料制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其生产、设计、回收和处理等。从2022到2024年，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前四次会议分别在乌拉圭、法国、肯尼亚和加拿大举行。
　　共有来自178个成员国的1400余名谈判代表，以及来自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的2300余名代表参加INC-5。中国由生态环境部牵头，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及有关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共同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会议。
　　塑料污染治理的资金机制是各方产生较大分歧的焦点之一。
　　毛达告诉澎湃研究所，在谈判现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在资金需求、资金机制等问题上存在较难弥合的分歧。加纳在会议期间提议在条约中引入对初级聚合物生产商的费用机制，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在终结塑料污染过程中的融资缺口。但石油化工和塑料的生产大国则不认同此项提议，认为不应对塑料聚合物征收费用。
　　在代表团团长会议召开前夕，INC-5主席在整合各接触组报告和各方代表书面建议的基础上，出台了新一版非正式文件提案。提案指出建立全面的资金机制，确保各缔约方根据能力提供资源，以支持“全球塑料条约”的落实。资金来源包括各国政策和财政措施、双边和多边资金以及私营投资和自愿捐款。提案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通过促进技术援助、能力建设、技术转让和国际合作，帮助其履行义务。
　　但经过持续到12月1日凌晨的非正式磋商，主席在12月1日中午发布的新版非正式文件中，有关资金机制的内容仍存在争议。
　　从具体的实践项目到宏观的国际合作，如何形成可行的商业模式和资金机制，是减塑领域面对的一大关键问题。
　　“小而美”的循环利用模式能扛起减塑“大旗”吗？
　　近年来，一些减塑倡议者者提出以重复使用模式作为替代方案，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例如在餐饮、咖啡、茶饮等消费场景中，以自带容器或可循环利用的容器代替一次性用具。
　　循环利用模式在中国台湾地区已有所实践和推广。
　　从2024年9月起，中国台湾地区22个县市饮料店不再提供一次性塑料饮料杯。2022年4月起，台湾地区正式施行《一次用饮料杯限制适用对象及实施方式》。其中规定了如下减塑节点：2022年7月1日起，全台连锁饮料店、连锁便利商店、连锁速食店及连锁超市，都必须为自备容器的消费者提供至少 5 元优惠；2023年1月1日开始，连锁便利商店及连锁速食店必须提供循环杯租借服务；2024年12月31日前，各地方政府须提报饮料店限用一次性塑胶饮料杯的时间线。
　　2021年4月，一便利店品牌在桃园市府店推出循环餐盘和循环杯租借服务。顾客可通过手机程序进行餐盘和杯具的租借和归还。基于首期试点99%的回收率和消费者的正向反馈，该便利店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并于2022年3月起在全台门店大范围引入循环杯系统。
　　而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减塑倡导者加入循环利用模式的实践中。
　　设计师咪咪（化名）是一位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践行者和倡导者。她曾对上海提供自带杯优惠的咖啡店进行过调研和统计。“给予自带杯的消费者或多或少的折扣几乎已成为当下咖啡店的标配，但并不是所有商铺都会有明确标识。可能对于商家来说，自带杯折扣还是会带来一部分营业额损失。”咪咪指出。
　　咪咪也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内看见循环容器租借设备。但她也发现，这一设备的投放范围只局限于高校和大型企业内，街面上很少见到。“现阶段这一设备还像是项目实践成果，没有大规模使用。也许机器的研发和营运成本比较高，对消费者也存在一定使用门槛。”她谈到。
　　生态餐饮品牌“马哥买汰烧”的主理人马宏伟也是循环利用模式的实践者。他在2015年创立自己的餐饮品牌，从2020年起开展便当订制和配送服务。他的顾客大多是在上海市区工作的白领，崇尚环保理念和生态饮食。每天他都会从位于松江的厨房将五菜一主食的便当送到顾客手中。与普通外卖不同，他的便当采取预约制，4份起送。便当盒可循环利用。顾客在用餐完毕后需自行清洗饭盒，第二天送餐时再交还，由他带回厨房后统一消毒。
　　马宏伟估算，现在他平均每天送20份餐，有四五家公司固定从他这里为员工订餐。他的口碑也在熟客之间传播。但他也坦言，目前的便当营运模式很难扩大规模。“大规模的餐饮服务需要有企业投资。需要有专门的清洗消毒中心并对餐具卫生进行检测，以打消顾客对安全卫生的顾虑；还需要自建配送队伍以确保餐盒能顺利回收。”前期部署需要投入大量成本。
　　“小而美”的循环利用模式能成为一次性塑料的替代方案吗？
　　毛达指出，循环利用要形成行业共识和规模化的实践，仅仅依靠个人的情怀是不够的，需要有相应的资金模式来覆盖增加的成本。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贷款、专项债券和税收减免等可用于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环境友好的项目进行投资。此外，还需要政策法规和一些城市的试点推动循环利用模式落地。
　　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循环利用模式需要形成规模化的网络。城市中循环容器的租借和回收站点要便捷可达，才能创造良性的消费体验，进而改变消费习惯。这是一个宏观与微观交织的系统工程。
　　绿色金融工具如何为塑料污染治理筹措多元资金
　　支持减塑的钱该从哪里来？除了公共财政，还需要私人资金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注入。
　　毛达谈到，紧缺的公共资金难以覆盖当下塑料污染治理的巨大资金需求，撬动私人资金和其他更多元的资金来源是必要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绿色金融工具缓解塑料污染治理的资金压力。
　　例如在具体项目的扶持层面，浙江安吉农商银行以每年单列不低于3亿元专项信贷资金支持“以竹代塑”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升级。根据企业参与情况开通绿色信贷通道、给予利率优惠，鼓励企业扩大“以竹代塑”产能。
　　世界银行在2024年发行的全球首个与减少塑料废弃物挂钩的债券，旨在引导私人资本助力解决塑料污染问题。本次债券募集的资金将投入加纳社区塑料垃圾回收项目和印尼沿海社区塑料垃圾回收项目。债券投资者的部分利息支付与塑料信用挂钩，而塑料信用体现的是两个项目中已收集或回收的塑料废弃物情况。
　　而在国际合作层面，一些多边和双边基金也在发挥作用。
　　例如由世界银行发起的ProBLUE。这是世界银行管理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MDTF），旨在帮助各国建立蓝色经济发展模式，治理海洋污染和塑料污染。挪威是该项目最早的参与者，在2018年即宣布捐款。随后瑞典、冰岛、法国和德国也加入。至今，澳大利亚、丹麦、英国、美国等国也都为ProBLUE提供支持。各成员国的累计捐款已超过2亿美元。
　　由全球环境基金支持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也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协助其遵守公约治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具体举措包括支持减少POPs的生产和使用、提供开发POPs替代品的技术援助、提供POPs管理和安全处置支持等。
　　将塑料材料纳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并建立专项政府基金，亦是治理塑料污染的可行路径。即塑料产品生产企业缴纳一定比例的资金，补贴塑料废弃物回收企业。但刘华也谈到，塑料材料的EPR制度需要精细化的制度设计。“中国塑料制品的厂商数量多，规模大，很多小型企业难以被纳入EPR的监管范围。”补贴金额的设置，也需要经过调研和试点。
　　（澎湃新闻2024-12-11，澎湃研究所研究员 倪瑜遥）